【书摘】柏克丨《法国大革命反思录》编者前言（米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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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反思录》

[英]埃德蒙·柏克著

冯丽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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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克他否认对政治的讨论应该从对人权的讨论开始。

柏克坚信考察政治的唯一可行方法是先搞清楚这门学科的原材料——人类自身。

财产权是将人类从野蛮带入政治社会并能维持他们继续处于政治社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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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前言①

——莱利斯·米奇尔

《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以下简称《反思录》）一书于1790年11月1日出版，随即成为畅销书，在短短6个月内售出了19000册，截至1791年9月便已发行了11版。鉴于其所展现的特定历史背景，该书成为政治理论家们必不可少的范本之一。想必柏克本人对此也深感欣慰，不过，他从来都不曾这样自诩——他的同代人会与后来人一样从他的书中受教。实际上，这部著作是对一封信的答复。1789年11月4日，柏克家族一个年轻的法国朋友给这位伟人写了一封信，单纯地想要了解一下他对巴黎所发生的事件的看法。鲜有类似的询问会得到如此惊人的回答。柏克之所以如此严肃地对此给予了详尽的答复，是因为在革命协会（Revolution Society）庆祝1688年光荣革命的晚宴上，（p2）一些与会者认为应该给巴黎的国民议会发送贺信，以祝贺他们新确立的自由。英法两国的政治就这样纠缠在一起了。柏克的书意在为英吉利海峡两岸的读者提供一个告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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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该前言是由原著的编者莱利斯·米奇尔所写。莱利斯·米奇尔是牛津大学近现代史研究员。他生于牛津并在此接受教育，在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辉格党政治学方面有广泛的著述。同时，他也是《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传》（牛津，1992年）的作者。

柏克会就一个完全关于法国的主题写作，显得很不同寻常。与辉格党的绝大多数成员不同的是，柏克一向对不论是法国抑或是法国的政治都毫不感兴趣。他可能在1757年曾经穿越过英吉利海峡（到法国去）。可以肯定的是，他于1773年在那里待过两个月，不过这么一点可怜的记录，与那些作为他政治庇护人的辉格党的要员们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即便到了法国，他也是很不时髦地避开巴黎，宁愿到边远的奥塞尔，在那里的地方教士及乡绅之间打发时间。这些人就成了他关于法国事务的主要信息来源。当福克斯、罗金汉及格雷在与米拉波、塔列朗和拉斐特侃侃而谈时，柏克正在倾听那些在历史上几乎默默无闻的男男女女的观点。因此，他的信息经常被认为是带有偏见和瑕疵的。托马斯·潘恩认为柏克“对法国的事务知之甚少”。有时，柏克会声称，他对法国的了解程度，“对一个陌生人来言还算说得过去”。在一些更真诚的时刻，他实际上会为“我所说的那个糟糕得一塌糊涂的法国”而不安。总而言之，他是同意这种看法的人之一，即“从马盖特的桥洞”看到的法国可能是最好的。

如果本书最直接的目的就是给英国人一些警示，上述的这些就都显得无关紧要了。法国大革命如同一个地头里用来吓唬鸟雀的稻草人一样，（p3）不过是用来惊醒英国人政治意识的。如果对这个稻草人的破衣烂衫的描述有些不准确，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柏克试图表述的政治要旨依然可能是有说服力的。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柏克对1789年至1790年法国所发生的事件的描述因为与现实情况出太大，从而使他饱受羞辱和反对，从来没有哪本书在受到如此广泛的阅读的同时还受到如此之多的唾骂。该书中关于政治共同体及其安排的总体论述受到了忽视，对《反思录》做出回应的成百上千的小册子，多数都喋喋不休地指责书中细节的不准确以及该书写作风格的过度夸张。

柏克立刻遭到了政治各派的排斥。该书不受像托马斯·潘恩以及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这样的激进主义者的喜欢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就连福克斯也认为该书“品位低下”，而皮特只看到“一些极妙的但是一个都不能予以认同的狂想”。当时的学者试图为这两个问题寻找答案。第一，为什么柏克对大革命采取完全相反的立场？按说他至少支持过美洲、爱尔兰、科西嘉以及波兰的国内革命。读完《反思录》之后，托马斯·杰弗逊认为，“发生在法国的革命并不比发生在柏克先生身上的革命更让我震惊”。第二，柏克为何执意要如此不准确地描述法国的政治？1789年至1790年发生的大事被广泛见证了，英国人所见的也为数不少。正如柏克所写，法国大革命已经成为吸引游客的噱头。关于大革命的信息和观点随处可得。因此，将赋税体系和当地政府体系混为一谈，或者是将1789年10月5—6日攻占凡尔赛宫说成是一个纯粹的闹剧是不可饶恕的。（p4）而且那个在玛丽·安托瓦内特寝宫外执勤的守卫也没有被谋杀，而是通过讲述他的历险记来取悦到巴黎来的英国游客。

这些问题太严重了，以至于很多人干脆就把书丢开了。本杰明·沃恩，一个巴黎事件的见证者，认为柏克根本就不值一驳，自己是“白白浪费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法国出版界对此的反应除了愤怒，更多的是傲慢。有那么一两个编辑则满足于将其定性为“一个目空一切的小册子”，更多的人认为该书的反常正体现了“作者的怪癖”。可以预知，英国人一定好奇地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个当代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如此恶劣地写书来歪曲他的时代所发生的最伟大的政治事件。

一些观点简单地归因于柏克因为接受了乔治三世的养老金而改变了政治立场。因为乔治三世是少数几个毫无保留地欣赏《反思录》的人之一。另外一些人则笃定，关于柏克是个秘密的天主教徒的谣传是真的。他的母亲就是一个天主教徒。而他也一直强调宗教宽容的好处，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样的解释正好能够说明为什么会在他的书中，反常地出现大量的篇幅来为法国的教会及其神职人员辩护。在大革命时期的漫画中，柏克常常以耶稣会会士的形象出现，身着道袍，头戴四角帽，把他曾经在圣奥美尔神学院接受过部分教育（的经历）作为一个永久的神话来顶礼膜拜。

不过另外一部分不愿意感情用事的读者得出这样的结论：柏克真的是疯了。（p5）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在猜测柏克真实的精神状态。他们认为天才与疯子之间的分界线是非常细微的。脾气暴躁、对于自己被抛弃和被忽视的谴责、以超出合理界限的方式来讨论问题，长期以来已经被人们视作是柏克公共生活的特征。在18世纪90年代，人们发明了一个词“柏克主义”被用来特指言过其实的主张。批评小册子开始以“一个天才的疯子”来称呼柏克。漫画家们把他画成了堂吉诃德的形象，攻击着想象中的风车，火星从他发热的头脑中四散乱飞。关系密切的友人如福克斯开玩笑说，他很高兴柏克最终选择了反对法国大革命，因为如果他支持它的话，他的恣意一定会将他自己送上绞刑架。《反思录》中有些地方言辞激烈，把国民议会的议员说得软弱无能，笃信法国人嗜杀成性，这一切都说明了他的精神紊乱。真知灼见被夸张的言辞所遮蔽。书中的智慧只会被傻子偶尔提及。

那些最了解柏克的人也认为他的观点极端，他们给出了另外一个最终的解释。《反思录》是柏克为了重新在辉格党内施加知识权威的一个悲伤的尝试。自从他的政治庇护人罗金汉侯爵于1782年去世以后，柏克就发觉自己日益被冷落。在18世纪70年代，柏克是辉格党内公认的主宰者。但是到了80年代，这种情形发生了变化，先是福克斯（Fox），后来是谢里丹（Sheridan）来挑战他的角色。正如柏克所担心的，前者作为他的一个信徒，还可以通融，而后者是一个少廉寡耻且没有思想深度的人。被公然视作是一个日渐丧失政治影响力的人，这着实令人恼火。在长年对哈斯廷斯进行弹劾的过程中，（p6）柏克辛酸地抱怨说，这个案件的负责人中只有他一个人费心费力地定期出席审判并给该案件以应有的重视。在1788年到1789年的摄政危机期间，无人询问过柏克的建议，即便是他给出了建议也无人问津。他公开抱怨自己对这种“冷落”遭遇的厌恶。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对柏克为何写作《反思录》一书给出答案就变得轻而易举。这本书无非是柏克意在恢复其对辉格党的思想控制的个人宣言。与其说它是对法国的严肃评论，还不如说是针对英国政治的评述。

论及《反思录》的写作动机是源于英国而非法国的政治，当时的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却忽略了。的确，柏克是试图引导英国。但是如果说他的主要目的是重树自己的职业生涯，则与事实不符。他要阐述更为宏大的论题。从根本上说，柏克认为1789年在法国所发生的一切，有可能于90年代的某些时候在英国重演。《反思录》意在惊醒英国当时的政治精英们。他试图说服他们，法国并不仅仅只是简单地复制英国1688年那种克制的革命模式，而是为这个世界提供了一些全新的东西。柏克清楚地知道，在法国军队跨出国界之前，大革命的思想就已经在向外输出了。大革命把从未被欧洲政治所检验的假设作为理论前提，这使大陆文明的结构受到了从根本上毁灭的威胁。英国人与其他国家的人一样，也处于危险之中。正如柏克坦诚地告诉他朋友的那样：“我公布过这样一个观点：一个全新的、共和的、法国化的辉格主义原则在这个国家扎根了。”

柏克的理论前提是，促使法国大革命产生的所有因素，在1789年的英国都已经具备了。《反思录》的很多篇幅都意在证明这一点。首先，在英国，宗教上的非国教教徒不被授予公民权，从而产生了对政治当权派整体的不满。所以法国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如此狂热地支持法国大革命，并猛烈地攻击天主教会就毫不奇怪了。当柏克在引用拉博·德·圣艾蒂安（Rabaut de St Etrienne）的话时，他能意识到自己是在使用一个新教牧师的语言。这些情形与英国类似。非国教牧师们是英国18世纪80年代改革运动的主要发言人。在“革命协会”的晚宴上，牧师理查德·普赖斯（Richard Price）在餐前的充满挑衅意味的布道促使柏克要采取行动。理查德·普赖斯和他的朋友约瑟夫·普瑞斯特里（Joseph Priestley）在英国扮演的正好是拉博·德·圣艾蒂安和埃贝·西哀耶（Abbe Sieyes）在法国类似的角色。不论是抗议不授予选举权的非国教牧师，还是国教中为了从瓜分主教和教会财产而获得好处的叛教牧师，他们都意在兜售关于人权的胡言乱语。

18世纪晚期的英国改革社团，被柏克称作是“宪政公开的敌人”。这些社团中一些激进的教士与另一类潜在的革命者，即“政治文人”有来往。柏克对英国那些半吊子的哲学家以及被他们视作楷模的那些更著名的法国作者的鄙视简直无以复加。依他之见，像卡博尔·洛夫特（Capel Loftt）、布鲁克·布思比（Brooke Boothby）爵士以及霍恩·图克（Horne Tooke）这样的蹩脚文人，是在模仿更有名但是同样误人歧途的孔多塞和卢棱的观点。对于卢梭，（p8）柏克怀有一种特别的敌意。将这些人团结在一起就是推销“一套与他们所生活的世界不相适应的政治设想”。他们的思想，从根本上就是有瑕疵的。他们的理论，不是从实证研究而是从第一原则出发，太热衷于人的权利而完全遗忘了人的本性。从这个角度来说，英吉利海峡并不能成为一个有效的屏障。这类哲学家既是英国现象，也是法国现象。在大革命之前，这类的哲学思想就一直在相互交流。而大革命之后，贺信和祝愿信在激进的社会团体之间往来。英法两国身陷于一个被颠覆的罗网之中，而这正是柏克意图揭示的。

除了激进的神职人员和半吊子哲学家，还有更危险和邪恶的人物存在。用柏克的话说就是“投机分子”或者是“股票经纪人”。或者整个群体可以称作为“金融利益”，这种人会为了在再分配中获得的一份财产而不惜去鼓励一场革命。而这种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财产的重新分配。1789—1790年对法国教会的洗劫和掠夺就是这类人的杰作。这些借钱给政府的人，为了确保其投资的安全，在政治上无所不用其极。公共的利益屈从于私人的利益。因此，国内私法人的财产、教会的财产，被掠夺去作为法国国债的抵押，以对国债债权人的贷款提供担保。数个世纪以来，被证明是极有价值的制度，被这些投机者、食利者以及赤贫者的急功近利牺牲了。同时，由于18世纪80年代英国的国债规模和偿付能力也是一个很让人担忧的问题，因而英国和法国一样，的的确确具有爆发革命的相似性。

所有这些因素表明了柏克所说的“古老的贵族土地与新兴的金融利益之间的冲突斗争”。一方面是建立在产权神圣基础上的政治制度，这套制度在英国一直都运行良好。产权所有制让一个人能够对保护其财产的社会的公共福利保持坚定不移的关注，同时也为个人享受教育和闲暇提供了保障，从而使其能够理性地从事政治事务，通达明礼地定期履行与其个人财产相适应的义务。另一方面，法国却把政治控制权交给了顾虑重重的投资者和贪婪的投机人，他们大谈自然权利，以掩饰其掠夺性的手段。

为了证明英国激进的非国教教徒、半吊子哲学家和投机分子之间关系密切并且相互支持，柏克为他的读者指出，在威尔特郡（Wiltshire）波伍德（Bowood）的兰斯唐（Lansdowne）勋爵的庇护下，就有一个经常聚会的朋党。在《反思录》的整本书中，没有比提及这群人时更为尖刻的文段了。兰斯唐本身就是一个深陷严重经济问题的失意的政客。这在柏克看来，他理所当然的与法国的奥尔良公爵（Duc d' Orleans）和米拉波伯爵（Comte de Mirabeau）是同类货色。而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呢，则是反传统的绝佳典型，他通过对绝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不切实际的追求而彻底抛弃了那些长期以来存在的政治实践。至于理查德·普赖斯和约瑟夫·普瑞斯特里，这样的宗教异端在法国已经充分证明了自己是彻底的颠覆派。总而言之，这群人代表了“一个国家的雄心勃勃的天才对财产权的造反”，而这也是柏克对著名的“雅各宾主义”所下的定义。正如J.G.A.波考克（Pocock）所观察的那样，（p10）柏克所指的“恶人并不是指……老实巴交的手艺人，而是文化人、公债投机人、官僚以及技术专家”。波伍德的圈子几乎囊括了所有这些类型。正是由于这个圈子的存在使如下说法变得可信，即《反思录》不仅是写给法国的，也是用来警示英国的。从现实情况看来，该书起了这样一个书名是个遗憾。这将读者的注意力局限在一个国家的事件上，而柏克心里关注的是两套制度体系。

然而，将对《反思录》的讨论局限在18世纪90年代的背景中，对柏克来说是不利的。因为挑战在于，要对法国的这个大事件做出评论，他需要回到政治学的核心，解释清楚人类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要生活在政治共同体中这个核心问题。他的评论固然都是与历史事件相关的，但是除去这些，还有很多论点可以剥离出来，适用于任何时代的任何形态。《反思录》的历史维度使这个政治理论的文本的风格与众不同，毫无疑问这本书也确实风格独特。在对法国的罪行和错误进行了分门别类之后，柏克不能不对如何使一个政治共同体稳定、如何使其保持正义、如何使其行之有效等问题进行了反思。他注重实效的天性决定了他会选择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作为范例入手，然后再得出总体性的主张，而不是相反。

柏克对革命者行为的主要批评在于，他否认对政治的讨论应该从对人权的讨论开始。追随多数与启蒙运动相关作者的做法，（p11）法国先是颁布了《人权宣言》这样先验的宣言，然后着力于构建一个能够提供这些权利的国家。在柏克看来，这是用疯狂的方法来追求进步。抽象的权利不过是“一个能在一次大爆炸中炸毁所有古老先例的地雷”，即便人类能够就什么是最基本的权利形成共识，国民议会也难于就此达成一致，至于这些权利在政治上又如何被尊重和保护，也是值得商榷的。对比而言，柏克引以为傲的是，他本人是“被自己内在的自然情感所支配的，而非被新近突发的一束现代之光所照亮的”。在《反思录》中对卢梭的恶意攻击可以视作是柏克对启蒙方法彻底疏离的一个标志。那些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往往是从理念出发，然后才回到实际。

P11

柏克坚信考察政治的唯一可行方法是先搞清楚这门学科的原材料——人类自身。这个复杂的生物被法国的哲学家可笑地认为是有哲学倾向的，能够意识到自己让渡给社会的权利，也明了自己对邻人所负有的义务，同时还能肩负起自由、平等和博爱这样的重负。在柏克看来，这只说对了其中的一半，甚至连一半还不到。人自然是具有理性的，但并不仅限于此。一个人可以是具有七情六欲的和怀有偏见的。他也可以是迷信盲从和暴力的。习惯和生活常规对人的政治心理所产生的影响与广义的自由概念的影响是一样的。因此，如果按照法国人的说法，只能勾勒出人的单一的维度。如果以此为根据进行立法的话，可以断言，会产生混乱和不稳定。在1790年，柏克就预料到1792-1794年的恐怖主义，因为他确信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有缺陷。

P12

比较而言，柏克认为，鉴于人政治特性的多样化，任何现存的政治制度都应该受到尊崇。任何能够将人聚集在一起进行政治交流（不论时间长短）的实践活动，都应当受到尊敬。正如他在《反思录》中说的一样，“要冒险推倒一座大厦——特别是这座大厦在长时期内还能差强人意地满足社会的共同目的，或者是建造一座新的大厦，如果没有亲眼见到公认有效的模式可以依照的话，一定要万分小心”，由传统和习惯所确立的政治制度和实践，其有用性已经被时间证明了。任何经受住这种考验的政治制度都包含了生活于其中的公民的政治特性。在政治研究中，历史比哲学重要得多。离开历史，制度会任由每一个异想天开的奇思怪想所摆布。没有什么能够保持稳定。这样的话，“人比夏天的苍蝇好不了多少”。

从这个角度说，没有比英法各自切近其政治的方式更大的差异了。英国人的讨论是从其过去怎样开始，而法国人则是从它应该怎样开始。柏克非常清楚，他的祖国能在18世纪安享成功和稳定在于英国拥有传承了600年的议会制度。即便是霍恩·图克和卡博尔·洛夫特这样主张扩大选举权的激进人士也并没有以自然权利作为基础，因为他们相信其盎格鲁撒克逊的祖先已经享有过这样的权利。换而言之，他们急于重申古老的权利，而不是发明新的。当一个改革者的团体在使用“革命协会”的名义时，它部分是在强调历史车轮的行进，是以一种古老的价值再一次做周而复始的移动。如柏克这样怀有保守本能的人士和他激烈的批评者都选择将他们的辩论置于历史而非理论的背景下。

P13

相反，法国对他们的政治历史中积累起来的全部智慧和证据都表现出全然的鄙视态度。柏克固然也对法国古老政体的弊端了然于心。他自己宣称说，他本人“对被推翻的法国政府的缺陷和不足毫不陌生”。在他的私人通信中，与在《反思录》书中描述的相反，他也曾对玛丽·安托瓦内特和路易十六提出过严厉的批评。在任何政治制度中都必须容纳变革。必须要进行一些革除才能鼓励新的成长。但是法国却做得过了头，他们决定立刻改变所有的东西，并且完全违背了法国的历史传统和政治特征。君主制也没有被改造成中立的。高等法院被废除了、教堂被打倒了。法国人一周要工作十天，并且住在整齐的方形省界内①，柏克对孔多塞试图将政治学变成数学分支的尝试鄙视到无以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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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大革命期间将一个星期调整为10天，将所有的省划分成整齐的方形。—编者注

法国革命会陷入危难，这是可以预料的。法国人并没有明智到可以预料，以正方形和长方形来代替不规则的但是他们所熟悉的旧的省界有什么好处。同样他们也没有足以理性到可以愿意去接受以新的神父去代替旧的神父，或者是觉得他们能够无需旧的圣徒的福佑就能得到安全。他们拒绝承认工作时间已经被延长了，而且他们也不承认他们固执地拒绝了给予他们的投票权。弃权是多数法国人在每一次革命选举中的反应。在柏克看来，所有的这一切，破坏了法国政治共同体中已有的不论何种共识。革命者们口口声声说要革新一切，要创造出“一个焕然一新的亚当”。但事实上他们制造了能够让法国分崩离析的紧张和敌对。在此基础上柏克预言了法国的内乱及其解决方式将会是某种军事政变。

P14

从经验来看，柏克认为通过对英国政治稳定性以及与法国公共生活中无政府主义特征的比较，有很多地方值得详述。英国人不仅生活在他们的历史之中，而且尊崇这种观念，即基于财产所有权的原则一切政治都是可以预料的。相比而言，法国人轻视他们的过去并且无情地抨击对财产的占有。在《反思录》中有大量的篇幅来批评1789—1790年对教会处理就是意在说明这一点。教会的财产当下就被宣布为“由国家处置”。革命者通过区分法人财产（如教会的财产）与私人财产在一个国家内部地位的不同，而否认他们侵犯了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在柏克看来，这纯粹是狡辩。对任何财产的攻击就是对所有财产的攻击。英国的做法值得赞扬，因为“将教会的土地和大众的私人财产一视同仁，国家并不是这些财产的所有者，也不是使用者或者支配者，而只是守护者和监管者”。

根据柏克的看法，历史和传统习惯已经证明，一切对财产权的理性质疑都不可行，从最宽泛的定义上来说，财产权是将人类从野蛮带入政治社会并能维持他们继续处于政治社会的东西。财产权可以定义为对特定物的占有，对某种权利的支配，或者仅仅是某双特定的手所创造的劳动价值。所有的这些财产权都应该被法律界定和保护。没有这一类的保障，人类就会退回到野蛮状态。18世纪的知识分子对人类可能是进步的也可能是退步的这种观念是很感兴趣的。

P15

从狭义上来界定政治权利，财产权意味着对物品的占有，特别是对土地的占有。与柏克所深深厌恶的金融家不同，土地所有者们对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国家的繁荣和稳定怀有最大的关切，他们一代代传下来的不动产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在其他一些场合，柏克将土地所有者称为宪法的“伟大的橡树”，因而他们的卓越当之无愧，而且不应该受到其他任何权利主张的挑战：

任何事物如果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能力和财产，那怎么它就也不足以代表一个国家。但是由于能力是活跃和主动的原则，而财产权是迟缓的、惰性的、怯懦的，因此，它永远无法免于能力对它的侵犯，除非它的代表能在所有的比例中占主导地位。

因此，目睹法国对教会的法人财产以及对流亡贵族的私人财产的攻击，是非常令人感到可怖的。当法国给人们上了这样一课以后，哪个阶级的财产还会是安全的呢？

摆脱了历史传统的束缚和避开了为保护财产权原则而设立的屏障，法国人就成了破坏者。在攻占巴士底狱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法国之前的政治传统几乎没有什么未被连根拔起的。1789年的那一代人自诩他们有权改变一切。但柏克认为任何一代人都没有这样的权利。在《反思录》中，柏克用了大量的笔墨去驳斥理查德·普赖斯的主张，（p16）后者声称不管怎样英国在1688年总算选出了一位新的国王。但是柏克看来，没有任何特定的一代人，能够做出这样的选择。这根本就不能成为一个问题，因为一代人仅仅只是将继承自己祖先的托管责任、观念和制度传递给他们的后代。柏克更愿意称1688年只是一个必要的，但是确实对这个模式的一个短暂的偏离。它是对财产权历史规则的确认而非毁坏。

P16

但是柏克在法国1789年所看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秩序。法国并不借鉴历史或是常识，便胡乱开始了构建社会的实验。国家破产的威胁和凡尔赛宫廷政治的混乱给这个实验提供了一个尝试的机会。罗伯斯庇尔这样的空想家和如布里索（Jacques-Pierre Brissot）这样邋遢的记者只有在这样的时势下才有机会出人头地。柏克忧心忡忡地看到在英国出现了类似的政治场景，类似的人已经蠢蠢欲动了。而更迫在眉睫的是，关于国家的性质却存在深层次的分歧。它究竟是一个可以根据主观意志去改造或摧毁的人为构建，还是一个更多的具有神秘意味、更依赖于常识、更多地为历史和经验所限定、与人的天性更密切相关的东西？柏克的主张在《反思录》中是明了的。那便是：

国家不应该被视为仅仅是一个为了进行辣椒和咖啡、棉布或是烟草贸易，或者是其他类似不具关注度事物的贸易而签订的合作契约，因而只具有微不足道的暂时利益，可由缔结方任意地解除。应当怀有别样的敬意来看待它，因为它并不是仅仅为了服务于一个在肉体上短暂而有朽的动物的生存而进行的合作。（p17）它是所有科学领域、艺术领域及各种德行在最大程度上的合作。由于这种合作的目的只有通过很多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因此它就不仅仅是现在活着的这一代人之间的合作，也是那些正在活着的与已经死去的，以及那些将要出生的人之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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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黑体字非原文标。

[ 本文摘录：杨原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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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英国18世纪晚期最重要的政治学阐释者。终其一生，多数时候他都在从事政治实务。1765-1794年，他担任英国下议院辉格党的议员，还在短命政府中担任过副部长一职。他笔下的政治学理论均来源于从政经历。由于柏克深信人类社会的现实是复杂多变的，远远超出个人一生经验所能认识的范围，因此，他认为，在进行社会变革时，应当极为审慎。对于那些仅仅从一个抽象的政治原则出发，而未经实践检验的政治理论，柏克持有极大的怀疑和谨慎。他一再重申经历悠久岁月而流传下来的传统、习俗和经验的价值。在《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一书中，柏克充分地阐述了他作为英美保守主义奠基人的基本政治主张。

内容提要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是世界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它几乎迫使当时的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要站在它面前表明自己的态度。柏克晚年的压轴大作《法国大革命反思录》即以充满激情而又酣畅淋漓的文笔，猛烈攻击了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在他看来，那些原则看似在维护人权和自由，实则空洞、危险，是对人权、自由、宪政以及维系欧洲文明的传统的践踏。他深入剖析了法国大革命的根本症结，准确地预言了随后的一系列灾难性后果，并在革命初期就预料到法国大革命必定以某种军事独裁作为终结。本书是保守主义经典著作，柏克也借此确立了其保守主义奠基人地位。

埃德蒙·柏克年表…001

编者前言…001

法国大革命反思录…018

原文注解…340

埃德蒙·柏克年表

1729年1月12日，出生于都柏林，父亲理查德·柏克是一名律师，母亲名字叫玛丽。

1744—1750年，在都柏林三一学院接受教育。

1750年，进入伦敦中殿（法学协会）学习。

1756年，出版《为自然社会辩护》和《对崇高和美感之起源的哲学探源》。

1757年，与简·纽金特结婚。

1759年，创办《年鉴》。

1759—1764年，担任威廉姆·杰拉德·汉密尔顿的私人秘书。